如果你想更加了解人生，就来医院看看吧。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一场大病，不仅让病人承受压力，更是对患者家庭的巨大考验。很多家庭因为一个人生病而变得摇摇欲坠、分崩离析，也有的家庭因为一场病，家庭成员间变得更亲密了。

在医院里，医生们不仅治病救人，还会接触到很多患者亲属。今天，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医生为我们讲述的患者亲属的故事，相信会让你对生活有一些新的思考。

乐观的家属和自私的爱

讲述者：北京市某医院 神经外科医生 郑鑫

第一次见阿伟，他正在读高三，脑子里长了一颗室管膜瘤。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有些畏惧和一个不满18岁的孩子交代病情。好在阿伟看起来很轻松。“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他笑着说，“我们把它搞定吧！”阿伟的妈妈也很乐观，说话特别幽默，阿伟经常笑她：“妈，少说两句，人家大夫很忙的！”有时候，阿伟会问：“手术后，我还能看书吗？”阿伟妈妈抢着说：“儿子，你想那么多干什么？一切都会好的！”不得不说，阿伟和妈妈的乐观给了我很多信心，在这样的氛围中，手术大获全胜！阿伟也没留下任何后遗症。

再次见到阿伟，是5年后。手术后，他休了一年学，后来复读考上了理工大。忙毕业设计时，他经常头晕，才发现是肿瘤复发了。这5年，阿伟生活很积极，健身、跑步、参加社团……可惜，天不遂人愿！

这一次，阿伟不再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当年那个乐观的小伙子消沉了，只有阿伟的妈妈说：“我们总要想想办法啊！”一场术前谈话进行得特别艰难，阿伟的问题突然多了起来：“我还能跑步吗？能找工作吗？能结婚吗？……”阿伟妈依然替我回答：“儿子，不要想那么多！”

第二次手术开始了，这次肿瘤的位置很深，我握着手术刀，努力帮阿伟抵抗命运的折磨。但我也知道，这一刀刀下去，他会有怎样的变化。肿瘤与正常的大脑组织相纠缠，切除的同时定然会造成脑损伤。手术艰难地完成了，我却开心不起来，我知道迟早还是要和阿伟见面的。

第三次来我这儿之前，阿伟已经经历了放疗、化疗，所有的方法都不能阻碍病情的发展。手术，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可是，我不忍心告诉他们这个坏消息。意外地，阿伟主动找到了我，他问我：“郑主任，这次，能不能不给我做手术了？”原来，经历了第二次手术后，阿伟觉得自己变了：“我总和家人发脾气、砸东西！每次看到妈妈哭，我都在想，我还要不要活下去！我感觉自己变得很冷漠，不想被改变得更多了……”

阿伟经常发脾气，是手术时对额叶造成的损伤引起的。他再也不是那个开朗快乐的孩子了。我答应阿伟，和他妈妈好好谈谈，这个承诺给了他很大的安慰。

可是，谈话却非常不顺利。阿伟妈妈哭着说：“明明还有手术的可能，为什么不去做？我只想帮帮我儿子，你们都不支持我。我百度过，一个帖子说有一种药能用在晚期的肿瘤上，前提是你要把肿瘤切掉一半……”从这时起，我第一次审视阿伟妈妈的乐观，她觉得，治疗没有极限，只要愿意，可以无休止地切除病理部分。为了帮助儿子，她不惜自我催眠或者求助不靠谱的医疗网站，无论别人怎么劝说都没用。

我问她：“你和儿子谈过手术的事情吗？”她说：“他越来越任性了，但他说什么都没用，手术必须做！”其实，阿伟的爸爸和姐姐都能理解“手术没有意义”这句话，只有妈妈觉得，做了手术才有希望，什么都不做，才是可怕的。然而，争论还没有结果的时候，阿伟就陷入了昏迷，所剩的时日不多了。每次查房，阿伟妈妈都愤怒地说：“要是早些手术就好了！”反反复复纠缠这一句，谁都劝不住。那个曾经最乐观的患者家属，变成了最难缠的人。

生病的人需要乐观的鼓励，但有时，盲目乐观会让人失去理智，从而错过许多更重要的东西。在儿子生命的最后时刻，阿伟妈妈还是在想“我能做些什么”，而不是“儿子需要什么”。生病的人是阿伟，生命，也是属于他的。也许，我们都应该多听听他的想法，尤其是最爱他的妈妈。

最容易的治疗和最难的治疗

讲述者：天津市某精神专科医院 精神科医生 杨燕

我刚当大夫的时候，总觉得，那些病很重的患者，一定很难治好；而那些轻症患者，会很快好起来，可事实经常相反。后来，我才明白，疾病的诊断，用哪种医学手段治疗，是外在的东西，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好起来的，往往是另外一些因素。至今，我还记得那对夫妻。

丈夫大新，事业优秀，正要升职时，突然行为怪异，白天拉着窗帘，晚上不敢开灯。妻子心雨回家把灯打开，大新蹿出来，小声说：“窗外有人监视咱们，你看对面楼里那个亮着灯的小窗户，人在那里！”心雨被搞得莫名其妙。后来，大新的怪异表现越来越多，总觉得外面有人议论自己，甚至觉得家里处处被安了摄像头，接电话的时候害怕被监听。心雨觉得丈夫的表现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只能带他来看病。

纵然有心理准备，听到“精神分裂”这个诊断的时候，心雨还是很难过。诊断明确了，接下来，是漫长的治疗。药物治疗，大新很配合，所以症状好得很快。但是，有一部分残留症状，是药物解决不了的。大新是法学系高才生，症状都自成体系，无论是妄想还是幻听，总是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很难击破他的逻辑。每次和大新讨论，我都觉得很累，这种高智商的患者的确很难搞。

相比于大新滔滔不绝的辩论，每次陪他一同来看病的心雨，都显得特别安静。她只是坐在诊室里静静地听、记录，好像实习生一样认真。慢慢地，她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谈话中了，有时说的话还一针见血：“刚开始，我总是和他争辩，告诉他那些症状不是真的，结果，大新连我都不信了！后来我觉得，要让他先信任我，这样他才不会掩藏症状……”

心雨没有任何医学背景，但是，她能通过观察我和大新的对话，总结出自己的方法。在她的支持下，大新没有那么害怕了，他觉得，就算有人监视他，妻子也可以保护他。随着症状的好转，心雨带大新做了很多“探索”。大新觉得吸顶灯里被安装了摄像头，心雨就把灯拆下来，让他仔细检查。但凡是大新猜测的，再难，心雨都愿意去验证。验证后，大新的猜忌就打消了。

我很感慨心雨这般有勇气的做法，问她：“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好办法的？”

心雨摇摇头，说：“我总是假设大新没有病，只是他的想法生病了。如果他不那么想了，就会好的，所以我就去帮他证明他的想法是错的。”

我仔细地把心雨的话回想了好几遍，一股暖意涌上了心头。丈夫得了重性精神疾病，妻子却没有放弃，甚至比医生做得还多。从不能对话到可以和丈夫谈论症状，从不被信任到带着丈夫验证、寻找逻辑的悖论，心雨对大新的支持，是真正的“不离不弃”。

比身患疾病更可怕的，大概是被最亲近的人抛弃，这个抛弃，不一定是行为上的，而是心态上的。一个人，如果被定义成病人，即便没有实质意义上的重病，也难以康复。一些抑郁症患者，本来已经康复了，但只要闹点情绪，家人就会说：“你怎么这样？是不是又犯病了！”这种言语是对患者最大的攻击，就算病好了，他们也很难走出来。

我经常问患者和家属：“除了病，你们还能看到什么？还能感受到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影响治疗结果的关键因素。来自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理解和关怀，又或者是一次和解、一些微小的改变，对患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常说，最艰难的治疗，是治疗一段生病的关系。而最容易的治疗，是这段关系中的所有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某种疾病。

世事无常，更需对自己负责

讲述者：唐山市某医院心脏外科护士长 周云

从事护士工作20年，我见过太多病人和家属，有一个至今记忆犹新。

两年前，我被外派学习了一周，回来上班，就听两个实习护士在走廊里低声说话，“‘瑜伽姐姐’今天来了吗？”“来了，喝鸡汤呢。”见我过来，小姑娘吐吐舌头，说：“周姐，3床住进个心力衰竭的老人，他女儿天天在病房里做瑜伽。”我点点头，向病房走去，脑子里浮现出一个身材苗条、体态轻盈的女子形象。

推开病房的门，我看到3床一个陪床的女人捧着保温桶喝汤，见到我，冲我一笑，大大的眼袋，不年轻，也不漂亮。难道，她就是“瑜伽姐姐”？我看了一下3床的病例：赵毅刚，72岁，重症肾炎伴有心力衰竭，以前，一直在肾病科治疗，后因心脏病严重了，才转到我们科室。陪床的女人虽素面朝天，但精神不错，笑着对我说：“您是护士长吧？我是赵毅刚的女儿，赵娟。”

接下来的几天，每次查房，我都能见到赵娟，她不是在吃水果、喝奶，就是在窗台上压腿，那架势，倒真像是来疗养的。赵娟是我们医院的“常客”，从2015年开始，她父母的身体先后出现状况。先是妈妈得了癌症，接着父亲又查出肾病。他们轮番住院，一年住了8次。赵娟的大哥定居上海，虽然挺孝顺，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照顾父母的重任大部分由她来承担。

挂号、治疗、手术、护理……一轮下来，让之前没怎么来过医院的赵娟崩溃了。关键这样的顺序，她一年经历了8轮！虽然忙不过来也会请护工，但自己不过来是不可能的。这边照顾生病的父母，那边孩子准备中考，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赵娟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分身乏术，什么叫欲哭无泪，真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却发现浑身无力。

“人到中年究竟有多累？”赵娟的一句问话让我感同身受。也许因为赵娟的真实，也许因为同为中年女人，我和她就有了些惺惺相惜的况味。有空儿的时候也会多聊几句。“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事业，中年是个多事之秋，弄不好就把自己搭进去了。”赵娟告诉我，爸妈刚生病时，她特别焦虑，整个人都在硬撑，自己的情绪也影响到了病人。赵娟说：“母亲去世前的那段时间，我只是机械地照顾她，却很少和她说话。这成了我终生遗憾的一件事。”送走了妈妈，赵娟发现自己也患上了带状疱疹、胃动力不足、中度抑郁等疾病。

那段时间，赵娟一边休息一边思考。她发现，虽说人到中年会面临诸多无奈，但也不是毫无解决的办法。回想去年一年，拖垮她身体的，不仅仅是忙碌的生活本身，更有很多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压力。比如说，她很要强、好面子，什么事都面面俱到，导致压力很大；比如说，她不关爱自己的身体，总觉得自己身体好，透支一下没关系。现在，她才发现，中年是人生最关键的时期，因为需要承担的太多了，一不留神，健康就会亮起红灯，当健康没有了，一切无从谈起。

从那时起，赵娟开始调整生活状态，她说：“我必须要求自己保重身体，为了家人，我得好好活着。”父亲的身体并没有太大起色，仍然需要经常住院，但赵娟的状态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她照顾爸爸，自己随便吃口，现在，给爸爸做营养餐，她会给自己留一份；以前，护理完父亲，她还要赶回家照顾儿子，现在，她教儿子做饭，培养他独立生活的能力；以前，看着自己被折磨得憔悴的面容，她对镜兴叹，现在，她把唉声叹气的工夫用在锻炼身体上。赵毅刚说：“老人生了病，就怕拖累子女，现在看到他们的状态好，我心里也放松多了。”听到父亲的话，赵娟呵呵笑着，眼角的鱼尾纹很明显，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她的样子特别好看。

陪床的家属，有情绪沮丧的，有怨天尤人的，也有盲目乐观的，但像赵娟这种平静自然的，我不常见到，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世间有一种幸福叫“父母在”。但如果父母身患重病，这种幸福又兼具着很大压力。这种压力，对中年人来说是不小的考验。也许，乐观、坚强、独立，是中年人唯一的选择！也许，最艰辛的日子，也正是一生中最充实、最幸福的日子。也许，这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常态。

当一个人身患重病，亲人的状态不佳不仅会影响病人的康复，还很容易让家庭中的各种矛盾无限放大和集中爆发。面对亲人生病，心情沉重是正常的，但一定要及时调整自己，理智对待疾病的同时，给自己的负面情绪找到宣泄的出口，尽量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必要时可以求助相关医疗机构。

疾病是每一个人都不愿面对的，但又是再正常不过的，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时，艰难的处境也可以激发出人的潜力，让我们重新思考生活，体会爱的意义。

（健康与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