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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江苏形象大使黄煌:择一事,终一生
发布时间:2023-08-04  浏览次数:652

“徐灵胎不计名望、利害关系,果断运用小青龙汤,治疗一位素有血证的痰喘患者。这启迪我们学医之人,医者的心灵一定要干净,要像泉水一样清澈。”

七月的苏州吴江,越溪七子山画眉泉边,一位老师带着一群中医经方班的大学生,来到清代名医徐灵胎晚年隐居处。在徐灵胎题刻的“可以濯我心”石刻前,这位老师为学生们讲述了徐灵胎的中医思想和医学经验。这条“寻根之旅”、“回归之旅”,一路走过苏州吴江、无锡江阴、常州孟河,寻访经方名家踪迹,触摸中医根脉,传承文化精华。别开生面的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2022经方班夏令营,让新时代的中医学子收获满满。

这位老师,正是第二届全国名中医、健康江苏形象大使黄煌。在中医前辈的引导下,他一发不可收,勤学50年,自述“一脚高一脚低地走过来”;他苦读医书,大浪淘沙中发现经方“真经”;他一步步将“经方梦”变为现实,将民族文化瑰宝推向世界。今天,一起来了解健康江苏形象大使黄煌的故事——

这才是中医的根啊

黄煌是在“阴差阳错”中走上中医路的。

1970年初,作为家中的长子,黄煌与弟弟随父亲下到乡村,母亲则与另一个弟弟留在城中。在农村读完高中后,热爱文学的他本想成为一名文学青年,却未承想自己被分配到了当地卫生局组织的中医学徒班,从此开始了他的医学生涯。

“那时我对中医一窍不通。”黄煌说,儿时中药房里传出的煮药的味道,橱窗里摆放的盘蛇、乌龟板、甲鱼壳,还有炎炎夏日在树林中捡知了壳串成串卖给药房的经历几乎是他对中医的全部印象。

带着这些迷茫走进当地卫生院,黄煌的第一位老师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叶秉仁先生,在当时,他是为数不多能上中医门诊,又能查得了西医病房的医生。“小黄,你来听听这个病人的心脏。”“小黄,你来摸摸这个脉有什么不同?”黄煌开始跟着老师上门诊、抄方,老师不仅详细讲解每一个方子有哪些成分,闲暇之余还向他传授不少西医知识。

几年间,黄煌孜孜不倦吸收中医知识,完成了最初的启蒙,也尝试过给病人开方、抓药,编写过本地老中医的医案选,然而,迷茫的感觉却一直萦绕在他身边。“因为当时的中医并不规范,尽管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也花了很多的心血读书,但是对中医的认识还是非常肤浅,临床的疗效也不高。”对于青年黄煌而言,此时的中医对他来说仍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捉摸不透。

转折发生在1979年,黄煌以学徒同等学力的身份考上了南京中医学院(今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研究生。

在当时,黄煌所选的专业——中医各家学说,主要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医学术流派,学术思想、临床经验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而这些无不需要广泛的阅读与积累。在学校图书馆三楼的古籍部里,黄煌沿着历史的足迹一路摸索下去,与历朝历代的中医大家在纸笔间对话,几年下来,无论是看过的书还是鼻梁上的镜片都厚了许多,连做笔记用的钢笔尖都换过了几次。

而就在这日夜的苦读中,黄煌大浪淘沙一般,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真金”——张仲景的《伤寒论》以及《金匮要略》。

“这才是中医的根啊!现在回想起来,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这个发现或觉悟,是我中医人生的最大转折,让我找到了学习中医的方向。”张仲景的医学是中医的根,《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记载的配方是中医临床的规范方,也就是“经方”。


经方就是打开中医之门的密码

中国有300多本注解《伤寒论》的书,然而其中各类解读良莠不齐,有些解释也是随文演绎。黄煌通过大量的阅读与“解码”,从晦涩难懂的书本里抽丝剥茧出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方证”。

“有是证,用是方”,所谓“方证”即如何用方的经验结晶,也就是安全有效使用这张方的临床证据。黄煌认为,“《伤寒论》中很多经典原文,就是古代医家数千年使用经方的经验结晶,称为经典方证。这些原文蕴含着中医学认识人体处理疾病的思想方法,虽然用词简略,却是打开中医之门的‘密码’。”

毕业留校后的黄煌,一边坐诊一边继续在经方的路上耕耘。“中医不能脱离临床,没有临床就无法发现中医的奥秘。”他说。

1989年,黄煌考取了国家教育委员会的访问学者项目,到日本京都大学进修老年医学专业,在日本参加各类学术活动期间,他接触到了许多汉方医家,对日本的汉方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细野诊疗所学术交流会上,有日本学者向黄煌请教中国本土的中医,黄煌讲到桂枝汤时,一开始,他试着用中医营卫不和的理论来解释,但什么叫营卫不和?很难给没有中华文化背景的西医和日本的汉医们说清楚。

为了让日本学者更加形象地理解这一病症,黄煌脱口而出“可以看患者的舌头,如果舌头暗暗的、淡淡的,甚至有点紫紫的、嫩嫩的,这叫桂枝的舌头,再来可以摸脉搏,脉搏软软的、没有力,像葱管一样,你就用桂枝汤,这叫‘桂枝舌’‘桂枝脉’。”

“桂枝舌”“桂枝脉”这样形象生动的解释让在场的人一下子就理解了其中含义。而黄煌也抓住了这一形象解释的精髓,此后他沿用“桂枝舌”的方法,又总结出了“干姜舌”“附子脉”等将具体的体征与用药结合起来的形象名词,开始用他独有的“黄氏语言”来推广经方。

再后来,他又把每张经方和一个具体的人结合起来,研究每张经方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同时它能够治疗哪些疾病,诞生了“大柴胡汤人”“半夏人”等这样形象生动、可知可感、便于理解与运用的“方-病-人”结合的诊疗模式。

“方-病-人”结合的经方诊疗模式一经诞生便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黄煌将自己的经验结集成册,陆续出版了《中医十大类方》《张仲景50味药证》《黄煌经方使用手册》等专著,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我的一生只做一件事

“经方很小,三味药五味药就能成方,而且它用的都是常用药,没有冬虫夏草,没有犀角羚羊,很便宜,老百姓吃得起。”除了让百姓都吃得起中药,黄煌还有个为基层中医提供简单易学的中医操作手册的梦。“如果我们都能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贡献出来,把笼统的理论转化为客观形象的应用,中医学其实并不难。”

有一年,黄煌到山东莱芜的中医院讲学,讲学开始之前,一位患有小儿麻痹症、拄着拐杖的人非常艰难地向他走过来,拿出手机要与黄煌合影,他说,自己是一位来自乡村的基层中医,因为腿不灵便,人家本就瞧不起他,医术不灵更让他在村里“抬不起头”。

直到这位医生看到了黄煌的《中医十大类方》,他按照书中的方法,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上芍药甘草汤,两方相合,治疗在农村中常见的腰腿痛。其中一位腰直不起来的病人吃了一剂药后第二天就有了明显的疗效。这件事一下子传开,有很多病人找上门来。从此,这位乡村医生“头抬起来了”,盖上了自己的房子,在当地也成了有名的医生。

2004年,为了普及经方,惠及更多民众,黄煌在所带博士生的建议下建立了“黄煌经方沙龙”网,即便刚开始页面还很简单,这个网站很快爆发出惊人的力量,点击量达2800余万次。时至今日,打开网站,仍可以看到不断更新的各类经方方证、经方药证、经方制剂。

黄煌的经方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这花香也一路飘散到世界各地,引发了国际上的“经方热”。

2003年黄煌应邀前往中国台湾推广经方。从2008年开始,经方跟随他的足迹一路来到了北美洲、欧洲和澳大利亚。2016年,国际经方学院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创办,并在瑞士、美国与加拿大开设分院,这是全球第一家以经方为主体的教育机构,黄煌担任创院院长。

推广经方对于黄煌来说不仅是惠民之举,还能“让更多的外国医生了解中国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黄煌在美国新奥尔良讲课时,最后的考核有一项内容是让学生表演不同经方体质患者的特征,早已充分理解“方—病—人”之间关联的美国学生们一个个兴致盎然,有的演挺着大肚子腹痛难忍的“大柴胡汤人”,有的演吐水泄泻的“五苓散人”。

在2012年写成的《我的经方梦》一文中,黄煌用散文的手法描绘了他心中所期望的经方的愿景:也许某天,经方将不断壮大,有经方的学院、经方的医院、经方的学会,在世界各地,有经方学院的分院……这个梦想在今天已基本实现,而黄煌也有了更多的期望。

与前面聊起这些年经历时“眉飞色舞”的神情不同,谈到下一步经方的发展,黄煌的眉头又渐渐打结。“经方不仅是健康保护神,也是聚宝盆、摇钱树。但我国大陆的经方制剂产业化却远远落后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中国不能成为天然药物使用经验的无偿提供国,也不能成为经方制剂原料的廉价提供国,更不能沦为国外经方制剂的消费市场。”

黄煌呼吁,国内的中医高等院校要重视《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的教学研究,各级中医医疗机构要鼓励中医师多使用规范的经方,政府相关机构要给开经方开小方的医疗机构更多的政策支持,国内药企应大力开展经方制剂的研究开发,形成合力,迅速抢占国际经方话语权,积极培育经方制剂国际市场,让古老的经方为人类的卫生健康多作贡献!

“我的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经方的推广。”经方路漫漫,今后,黄煌将继续带着他的使命——经方推广,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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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煌教授从医49年,致力于经方方证规范化和现代应用研究近40年,现任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院长。先后获评江苏省名中医、全国名中医。2022年被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授予第七届(仲景杯)中医药国际贡献奖。‍他从《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挖掘提炼出“张仲景药证”;在方证相应思想指导下,整理总结出近百首经方的适用人群特征与主治疾病谱,提出了基于方证相应思想的“方-病-人诊疗模式”;《黄煌经方使用手册》《张仲景50味药证》等学术专著多次重印再版;他临床擅用经方,整体观念和全科思维突出,简便廉验特色鲜明,被誉为“擦去蒙尘守护经方的国医学者”。

黄煌倡导和践行“经方惠民”“经验共享”理念,强调“还方于民,藏方于民”。20年来,在全国累计开展380余场、4万余人次的经方讲座和课程,以易学易懂、实用性强,备受临床医生、广大基层中医工作者欢迎,促进了经方大众化。同时致力于经方的海外传播,推进经方国际化。《黄煌经方使用手册》等著作被译成英、德、日、韩等文字发行,讲学足迹遍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华日报)